探索数字化时代金融监管的“中国解法”

□王和

金融，最需要解决的是“不忘初心”。金融的“初心”，包括两个层次，一是回答“为什么”和“为了谁”，这是金融的根本，但现在的金融，却有点渐行渐远，这也许就是“脱实向虚”的原因所在。二是回答“怎么做”，在科技变革的背景下，金融的基础逻辑、制度与技术，这一切均被改变，因此，需要回到原点，带上科技赋能的新地图重新出发，实现“再存在”。金融的结构、市场和机构只是实现“初心”的手段和途径，其根本诉求是功能和作用，因此，要重新认识金融的职能，以及公共性、普惠性和效率性，理解什么是公平与正义。

金融的本质属于认知科学，认知科学的本质属于计算科学。科技，特别是计算科学的发展，将带来认知科学领域的迭代性进步，因此，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，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是“智能投顾”技术，它将财富管理从“金牌基金经理”时代带到“算法时代”。我认为未来的决定力量是数据、算法和算力，算力，即权力，其背后是“资本富集效应”，决定着财富再分配的结果，也拷问金融的“初心”。

金融风险防控新思考

金融风险防控，尤其是金融监管，诉求和目的是肯定的，问题的关键是实现逻辑、路径和技术，背后是社会总效率。简单的“外向”思维值得商榷，由内而外、内外兼修与内圣外王是解决之道。

要构建“一体两翼”的金融风险防控框架，所谓“一体”是基于公共和基础的风险管理架构和数据标准，提炼风险共性特征和基础单元，形成简单的广谱的评估逻辑与体系；所谓“两翼”是基于内外两个视角的应用，即内部的合规和外部的监管，核心是解决同与不同。在此基础上，清晰、结构并明确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的关系，关键是“求大同存小异”，形成一种有效关联、互动与共享。在这个过程中，“内圣外王”是管理和技术的逻辑基础，同时，文化共识是自觉、改进和协同的基础，因为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

金融监管的“愿”与“事”

金融，尤其是保险，一个重要初衷是管理社会风险，但有时候，往往是“事与愿违”，不仅没有很好地管理风险，还带来了新的风险。金融监管的初衷是确保金融稳定和社会目标的实现，但这个初衷，往往面临着求真务实的挑战。

面向未来，金融业的科技化是大势所趋，势在必然，同时，大多数的金融创新依托的是科技力量，因此，推动金融监管的科技化是不二的选项，并实现“以技制技”，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简单的投入不是根本解，监管科技，要防止陷入“军备竞赛”的误区。

金融监管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，因此，无论是制度监管，还是技术监管，要旗帜鲜明地强调“公共精神”，基本诉求是公共利益和社会总效率，因此，要更多地以公共利益之名，以公权力为依靠，强化涉及公共利益的基础风险信息的公开和共享，确保社会总效率。

我国的金融监管已探索了“网联”和“中保信”等两级结构模式，搭建“准公共平台”，一方面确保涉及公共安全和金融风险的数据能够实时共享，形成有效监控；另一方面能够为金融行业提供专业和高效的服务，降低金融机构，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合规和运营成本，逐步形成了科技和数字化时代金融监管的“中国解法”。

（作者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）